国泰君安怎么了：员工频跳槽 09年IPO零收场

一边是创业板开板带来的创业型公司“上市井喷”，不仅仅是那些策略积极的中小券商赚得喜笑颜开，直接的一线保荐人队伍也是盆满钵满，引起同业者羡慕；一边又是上海部分本土老牌券商的尾大不掉，激励机制僵硬—位列四大券商“探花”的国泰君安，不仅在过去三年里只承销了7家IPO业务(其中有3家未能过会)，2009年更是以零笔收场。

国泰君安到底怎么了？

从业人员频跳槽

“我们这边的项目提成比较低，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你的项目介绍到其他投行，这样大家都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

王珂(化名)是国泰君安一研究员，因为工作缘故，与一位私募的投资经理关系很好，这位经理经常将工作中接触到的创业板IPO项目介绍给王珂，而王几乎每次回答都是“建议转投他处”。

事实上，该中间人也通过王珂的引荐向多家券商投行部的负责人“询价”，确实发现很多中小券商对IPO项目介绍人的分红奖励，非常具有吸引力。

王珂此举，显然是对国泰君安投行业务的内部激励机制颇有微词。其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理论上给国泰君安介绍投行业务都是有奖励的，但自己从来没有听说有人拿到过”。

火爆的IPO市场和相对冷清的国泰君安投行业务，以及整个2009年里上海券商投行部的整体“日落”，加速了这些上海老牌券商的人员流动。在国泰君安从事研究工作的李立很快选择了跳槽，转投一家阳光私募，而与李同期跳槽的，还有一些研究员，以及下属营业部相当数量的管理层。

“自己离职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公司待遇一般，还有个人发展问题。有些人想去做基金，有些人想去做投资，这种跳槽的情况每个券商都有，只不过国泰君安最近显得稍微多些，最主要还是因为待遇比较低。”

李立是国泰君安资深研究员，也是逃离国泰君安队伍中的一员。“现在很多券商都在提薪水，比如中信整个公司、申银万国研究所，它们的机制就比较灵活。”李立介绍，国泰君安的问题在于，领导觉得要先作贡献才能给回报，不可能因为其他公司涨薪水而你又没作贡献就给你涨薪，“公司认为这不是涨薪水的理由”。

“但中信证券就要求保持在业内平均薪酬的两倍左右，这样才能始终保证薪酬上的优势，国泰君安就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它的薪酬设计主要是和绩效考核挂钩的。如果绩效考核还不错，那么年终奖还是不错的。这就是一个‘先吃饭，还是先干活’的问题，国泰君安就是让你先干活，干好了，才有饭吃，薪酬体系确实比较僵。”王珂进一步解释。

2009年IPO零笔收场

而作为券商业务中极为重要、也事关品牌形象的投行业务，国泰君安在证券市场风云变化的近几年里，却鲜有成绩可言：不仅在过去三年里只承销了7家IPO业务(其中有3家未能过会)，2009年更是以零笔收场。

据一位曾给国泰君安介绍过业务的私募人士介绍，除了国泰君安自身在IPO项目的选择标准之外，对介绍人较为僵硬的奖励机制，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去年创业板红火时，该人士通过自己熟识的一些国泰君安研究员介绍创业板的IPO业务，一些研究员直接反应就是将业务转介绍给其他券商，“国泰君安能给的奖励比较少，对创业板项目也不是很积极”，这些研究员对该人士解释，可以将项目引荐给其他券商，大家都能得到“更多的好处”。

与国泰君安的“冷淡”区别明显的是，一些很重视创业板项目的券商投行负责人非常热情。前国盛证券投行部总负责人吴立新表示可以马上与介绍人面谈，至于具体的提成比例，“肯定会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如果项目大，提成会很高”；而信×证券投行部业务总监也是直接面谈，并称要视项目介绍人对该项目的控制能力给出较高的提成比例，“如果介绍人在项目中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的话，比例会非常高”。

而一位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担任南方证券投行部高管的投行界元老级人物表示，可以在自己曾经从事过的券商那里，将介绍人的提成比例最高给至45%，“几乎是券商收入的一半了”。

当被问及国泰君安的奖励或提成比较低是否影响了公司在2009年相关业务的开展时，李立认为自己不把业务介绍给国泰君安，也是因为自己“没兴趣，毕竟职责不是做这个(投行)的”。

“理论上给国泰君安介绍投行业务都是有奖励的，不过自己从来没有听说有人拿到过。应该说曾经有过很多人介绍业务给国泰君安，但大多数都没拿到过奖励或提成，”李立解释，“也许公司兑现过奖励的承诺，但毕竟好事不出门，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吧。”

一个客观事实是，虽然2009年承销排行榜上依然进入了前十名，但国泰君安没能收获一个IPO项目。直到今年1月21日，正泰电器挂牌上市，才让国泰君安稍稍挽回颜面。

时代周报记者电话采访了国泰君安投行部总经理刘欣，他表示“自己不太清楚这个情况，研究员也没和自己联系过。这个只是他个人的看法，应该是有提成的”。

国盛证券投行部副总孙盛良表示：“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主动把业务介绍给其他券商的情况。除非有些券商自己内部机制出现问题、管理出现问题或者员工感觉自己公司没什么希望了，对公司的前景不看好，有时候就会把项目拿给其他人做。”

“有的大券商规矩多，还有机制问题，所以反应节奏比较慢。他们反正也人多，是老大，不缺项目和人才。而现在找工作也比较难，所以有这种情况发生。”吴立新认为，跳槽和把送上门的业务“转投”别处，基本都与公司内部制度缺陷有着重要关联。

投行版图重回“战国”

同样在今年上半年从国泰君安跳槽的王珂，也向记者描述了目前券商业内挖角、跳槽的“盛况”。

“现在各券商里因为薪酬待遇问题而导致人才流失是比较普遍的。基本趋势是从大券商流向小券商，从国内券商流向外资券商。因为小券商的待遇比大券商要高一些。小券商底薪给得不一定高，但分成很高。其实这种现象这两年一直都存在，只是因为最近IPO 业务很火，毕竟能赚很多钱，所以各券商包括外资券商都在扩充人手，四处挖角。”

而中信之所以“超标”加薪，也是因为今年他们被很多外资投行挖走了不少人，包括保荐人，“被挖走的那些人去了之后基本上待遇都是翻了三番，所以现有薪酬对人才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

而出现部分大券商员工因为项目提成比例的问题而将一些项目转投中小券商的现象，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吴立新认为： “这种情况很正常。券商通常分两种，一种是品牌很强，可以做大项目，所以前端的工资比较高。券商要么是前端低后端高，要么是前端高后端低两端肯定是平衡的。”(前端是指固定工资，后端是指奖金、提成等)

“如果做不到平衡，那么该公司的激励机制肯定就有问题了。”

不过国盛证券投行部副总孙盛良认为大券商在业内具有品牌优势，上述现象尚未蔓延成大趋势。“作为投行，公司品牌非常重要。有些小券商许以高职、高薪以及高提成的确会吸引到一部分人，但比例不大。至于人才从国内券商流向国外券商也不尽然，曾经是这样，但如今也有很多人才从外资券商回流到国内券商，不会像以前一样一边倒了。”

在创业板公司上市潮所带来的“短平快”收益背景下，中小券商迅速崛起，外资券商虎视眈眈，重新将投行势力争夺拉回战国时代。

“(这一现象)倒逼国内券商与外资券商的种种待遇条件和激励机制日趋接近”，在券商整体都意识到薪酬问题并加以改变的时候，人才从国内券商流向外资券商这种流动确实存在，“但已不是大趋势”，孙认为。

上述现象也在倒逼国泰君安以及与国泰君安同处一个阵营和一个尴尬境地的上海本土券商发生积极改变。

对于员工频频离职的问题，国泰君安方面也有所察觉，并积极地改变。“去年国泰君安的投行部走了三四个保荐人。今年的情况很好，截至现在不仅一个人都没走，还多招了几个保荐人。主要也是因为今年的业务情况比较好。2010年以来，已经有了三四单业务，比如农行的IPO、工行的再融资项目，总的来说今年的情况非常好，预计能进全国前五名。” 一位要求匿名的国泰君安现任投行部人士介绍，“由于之前就传出有员工因为待遇问题频频离职，已经引起了管理层的注意，并且也意识到自己的薪酬和激励机制有问题，所以公司已展开了薪酬改革。”

该人士还解释，2009年国泰君安IPO业务惨淡收场，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去年上市公司几乎都是创业板，而国泰君安的目标都是大公司，由于战略上的差异，使得国泰君安去年没能收获一个IPO项目。

吴立新指出，不能对上海券商投行业务“一棒子打死”。“对于上海地区券商的问题，主要是看它反馈和决策的机制快慢问题了。但不能笼统地以区域划分。有些上海新成立的小券商做得也挺好的，深圳的大券商也做得不一定行。中小券商机制要比大券商灵活，提成肯定要高一些。比如一般提成是30%，小券商至少也是30%以上，有时会达到40%。有些公司对待保荐人，是把给他们的钱放在项目里，有些是给他们工资养着，即使亏钱也要先把投行做出来。”

上海投行何去何从

2009年，与国泰君安一起在投行业务上“没落”的，几乎涵盖了绝大部分不肯放下“身段”的沪上老牌券商。自从去年6月份IPO重启以来，上市的绝大部分是中小公司，而这些中小公司都是由中小券商承接，融资规模达到了4000亿元左右，该年里中小券商高歌猛进。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认为：“大券商不会看重中小公司，从佣金的角度来讲，100个小公司等于一个大公司。所以很自然大券商会选择做大公司的业务。”

正是这种惯性思维的作祟，2009年沪上大型券商在投行业务上的表现，一度被市场质疑为沪上券商的投行“日落”；而与不愿意“接小活”形成鲜明对照的，“只揽大活”的沪上投行，保荐项目通过率却成业内最低。

作为老牌四大投行中的“探花”，国泰君安的行业实力仅次于中金和中信，但是其最近三年来却只承销了7家IPO，并且其中还有3家未能过会，通过率仅为57.14%。另外，同为上海本地券商的东方证券和海通证券的通过率，也仅有70%和70.86%，其中海通证券7家未过会数量是所有券商未过会之最。

而最近三年里，国信、平安和广发证券保荐数量占据所有券商承销数量的前三甲， 且通过率也位居行业前三，分别为90.48%、92.31%和89.66%。

而2009年国泰君安IPO数量甚至为零。“2009年里，沪上投行业务一片萧条，国泰君安并非个例，”一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上市公司高管说，“2009年海通的表现同样不尽如人意，承销总额列全国第11位，其中首发、增发和债券的排名都在第十二名前后，而申银万国的情况更让人唏嘘，承销总额排第22位。”

以前、现在以及将来都将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不过，在中国证券业突飞猛进的近年里，沪上券商投行却突然整体“没落”，似乎总令人唏嘘，却又难觅其解。

上述高管介绍，其公司上市时就选择北京大券商，主要是因为 “一行三会”总部皆在北京，北京券商的政府关系比较紧密，而北京大券商本身实力及品牌又足够强大，所以很自然地选择了北京券商。数据显示，中金、中信及银河等北京券商称霸大盘股的IPO。

而深圳券商灵活多变，借着创业板和中小板的东风迅速崛起，重新将投行势力版图拉回战国时代。据今年前五个月最新IPO数据统计，一共有55家券商分享了高达3450亿元的大蛋糕，承销收入达65.7亿元，比2009年全年高出24%。只不过，在继2009年失语之后，上海本土券商依然表现不佳，而国泰君安仍未能挤进前10。创业板潮起和中小券商的快速反应，正在将中国投行版图的势力划分，重新拉入战国时代。

既拿不到大项目，又放不下“身段”去做中小板及创业板小项目，遭受“南”“北”夹击，腹背受敌的上海投行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