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履新一年：耐久力临考

“与其说郭树清新政，不如说郭树清‘新风’更加准确。”一位证监会工作人员如此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从鼓励上市公司分红开始，郭树清上任后的几把火持续不断，市场和舆论皆高度关注。尽管在他本人看来，这些政策更多是证监会既有工作的延续，但郭树清的个人风格仍然让人耳目一新。

多位知情人士评价说，从去年10月底正式担任证监会主席以来，郭树清一直保持着勤政的作风。由于白天的时间大多用于各种内部办公会议，与其他部委的沟通以及赴地方调研，他只能把批阅文件的工作放在晚上。

在这位勤勉的主要领导带动下，证监会各个部门的工作效率也显著提高。

郭树清的前任尚福林，在证监会主政长达九年时间，在这个时期证监会建立了资本市场的集中监管架构，规范了市场秩序，解决了股权分置问题，奠定了多层 次资本市场和各项市场创新的基石。在此基础上，郭树清需要做的是沿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走下去，厘清监管边界，促进资本市场自我调节和平衡各种复杂的利益诉 求。

而他还有一项意义更深远的任务：与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协同，跳出金融压抑的怪圈。一方面控制好系统风险，另一方面大幅放松管制，促进资本市场提升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从而在根本上提升包括A股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回报水平。

这并非朝夕之功，也是对“郭树清新风”耐久力的考验。

自我改革

如果说工作勤勉还可能被看做仅仅是一种姿态，那么对处级以上干部轮岗则是动了真格。

轮岗的制度在证监会一直有，很多系统内部的干部都有轮岗经历，但是集中轮换却没有先例。在一些握有核心审批权力的部门，不少处长和主任在岗的时间早 已超过了5年。今年年初，证监会内部开始要求这些部门的干部与非权力部门的干部进行岗位轮换。轮岗原则上是自主报名，但实际上带有强制性。

到了3月底，轮岗的人员已经初步确定，4月份发行部、上市部、机构部和基金部等实权部门新的干部陆续上岗。

在目前金融监管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政审批的大环境下，轮岗有助于帮助干部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力。而今年证监会的这次大范围轮岗也与郭树清“淡化行政审批、放松管制”的改革方向密切相关。

“人事不动，政策难行。”人事问题历来是任何一项改革的难点，同时也是抓手，对于郭树清力推的新股发行改革亦如是。处长轮岗、社会招聘交易所副总、 引进海外人才等一系列动作，都旨在通过破除既得利益格局，激发监管者和市场主体内在的改革动力，从而为“强化信息披露和信托责任、把价值判断还给市场”的 改革思路铺平道路。

“是否要改革，改革的彼岸在哪里，这些问题并无争议，”一位证监官员对记者说，“问题在于进入深水区以后，利益关系太过复杂，人的羁绊很多，改革就缺乏向前的动力。”

在这位官员看来，轮岗只是一个手段，但以轮岗为契机，却可以主动放弃过去抓在手上的审批权、管制权，促进监管者找对自己服务市场的定位，这样才有利于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

发行博弈

相比于抓“队伍工作”的立竿见影，一年来市场对于证监会的一系列政策似乎并不“买账”，当然，这更多源自经济的减速和实体经济的困境。郭树清说得多、做得多，也引来颇多争议。围绕发行改革的讨论和博弈尤其如此。

新股上市首日的“抑价”现象(首日收盘价大幅高于发行价)，在国外理论界早有研究，说明“炒新”问题并非A股市场独有。但曾长期以固定市盈率发行，后来又对新股定价进行窗口指导，这种明显的行政干预，人为留下了“炒新”空间。

2009年证监会放弃发行定价的窗口指导是大势所趋，但其结果却出乎监管者的意料——爆炒情形提前到了一级市场，新股价格在发行阶段就高高在上，一大批创业板、中小板个股巨额超募，而这并非资本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表现。

无论是新股发行“三高”还是二级市场的“炒新”问题，核心都在于“非市场化”。这当然是与过度管制相关，但管制又来自于市场主体的不成熟，二者互为因果，纠缠成一个死结。

很少有普通投资者买新股时会仔细研究基本面，即使是机构投资者也是如此，他们在参与询价过程时会“送人情”，也会跟风和抱团。长期的行政审批和管制，最终的结果是监管者为上市公司的质量和诚信提供“背书”。

郭树清希望解开这个死结，一方面淡化IPO审核中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强化对信息披露的监管。他要求上市公司讲真话，同时也希望投资者用好这些披露出来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作出审慎的投资判断，买者自负。至于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这是监管者的职责所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多年积累的矛盾，需要时间。围绕上述思路，证监会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优化发行定价制度、抑制炒新、发展机构投资者和引入长期资金等。

但市场是急功近利的。在股指不断下跌中，普通投资者更希望看到的是“停发新股”这样的政策“止痛剂”。 在维稳压力之下，证监会尽管多次通过媒体做疏导工作，最后也不得不做退让：IPO招股书的预披露经历了相当长的一个空窗期。

郭树清的改革能走多远，事实上每个投资者都在发挥着作用。

金融压抑破局

除了少数专业媒体，大多数的社会舆论和投资者看待证监会的工作，仅仅是着眼于股市本身能不能赚钱——简单、直白，虽然有些功利，但绝对无可厚非。A股的确在“圈钱”上的数据蔚为可观，但投资者的回报却一直乏善可陈。

股市回报差，短期当然可以归罪于宏观经济和政策调控，但长期看，则根本上是一个市场效率的问题。

除了股票发行，资本市场的金融压抑还体现在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公募发行需要审批，券商发集合理财需要审批，用于开展阳光私募的信托证券账户则干脆长期“停办”。

发行承销的保荐制相对于过去的通道制是一种进步，但由于保代一度稀缺，IPO重启，券商不得不高价聘请保代。2006年之后的5年间，保代“转会” 蔚然成风，这个群体已经成为过去上市通道的延伸。更有甚者，一些拟上市公司为了早日上市，或者因为自身质量存在瑕疵，甚至需要用出让部分股权给个别职业操 守不那么高的保代，以换取签字权。谢风华案、李黎明案，背后的逻辑皆是如此。

管制的代价必然是市场效率的损失，也限制了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郭树清上任以来，证监会对券商、基金和期货三类机构的监管发生了很大转变，去行政化和减少管制的速度明显提升。

从年初开始，三类机构尤其是证券公司就开始刮“头脑风暴”。监管官员、交易所高管一波波地到各地调研，要求证券公司高管提意见，想办法。很快，这些意见在5月份召开的券商创新大会上想成了“十一项措施”，并很快开始逐项落实。

保代的管理方面，在证券业协会推动之下，证监会把同一个保荐代表可以同时负责项目数增加一倍。此举将大幅度提升保代供给，促进市场资源向那些服务能力强、专业素质高的保代和保荐机构集中，从而提高市场效率。

[责任编辑：往事如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