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选空前激烈 全球威权体制动摇中

　　本刊特约作者 吴敖祺 特派伦敦记者 张翃

　　“威权体制+家族政治”这个组合，越来越难走下去

　　世界上的各个“王朝”，正在向不同的路径演进。

　　今年春天，阿拉伯世界的浩荡变革，结束了几十年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这些已深印入几代人国际常识的同位语。

　　曾经，这些同位语显得如此稳固，因为不管是本·阿里，穆巴拉克，还是卡扎菲，都有计划将领导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另一个本·阿里、穆巴拉克和卡扎菲。而子又有孙，孙又有子……这些曾经的王朝蓝图，正在灰飞烟灭。

　　在古巴，在朝鲜，世界上还有一些政坛同位语未有动摇之势。甚至，刚刚在5月7日举行大选产生了新一届政府的新加坡——李显龙担任总理进入第八个年头，而他的父亲李光耀曾在1990年前的31年内任新加坡总理。

　　新加坡精英威权体制

　　李显龙1984年进入政坛时，就有批评者称，这意味着李光耀可能直接交棒给自己的儿子。

　　不过，1990年李光耀退职，继任者是吴作栋。李显龙同年成为副总理，直到2004年吴作栋辞职后他顺理成章地“转正”。在许多人眼中，这正是一次有铺垫的继承。

　　纵观新加坡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的三代领导人，一个共同点是，都拿到过“总统奖学金”(李光耀获得该奖学金的前身英女王奖学金)。这是新加坡最高荣誉的学术奖学金，2002年以来只有49个高中毕业生有此殊荣。获奖者除了必须品学兼优，立志服务公众，还得是领导人的“苗子”。

　　“总统奖学金”只是整个新加坡政府公务员遴选体制中的王冠。新加坡政府设立多项公费奖学金，在高中毕业时就甄别优秀人才，为其创造条件接受公共服务相关学科的最优教育，而后直接纳入公共部门体系，奖学金获得者毕业后都必须在政府部门至少服务若干年。这保证了这个小国的公务员队伍由社会一流人才组成。

　　精英威权体制将新加坡的社会流动控制得滴水不漏。或许最令人难忘的例子，就是李光耀上世纪80年代建立的“社交发展署”，鼓励男性大学毕业生摒弃“妻应不如夫”的观念，娶同样高学历的女性为妻，以保证精英的传承。

　　几乎从任何角度，李光耀的家庭都是这样一个“精英×精英＝超级精英”的精密体系中的“极品”。李光耀之妻柯玉芝亦是“英女王奖学金”获得者；他们的三个孩子——大儿子李显龙和儿媳何晶、二女儿李玮玲和小儿子李显扬，全部得到了“总统奖学金”。只不过后三者未直接进入政坛，一个从医，两个从商。

　　李显龙之所以名正言顺地成为新加坡第三代领导人，摆出来的理由当然不是“我爸是李光耀”，而是他确实是这套深深嵌入社会的选拔体制中的佼佼者。拿到“总统奖学金”后，他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就读，获得了数学(一等)荣誉学位(英国学位体系中的顶级)，此后又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管理学院获公共行政学硕士。

　　“龙生龙，凤生凤”，正是这套精英体制必然产生的固化社会流动性的结果。

　　按此逻辑，是否新加坡未来的领导人还将继续出自李家？今年的选举提供了一些线索。

　　2011年的新加坡大选被称为“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大选”，原因是87个议席中只有5个议席因为所在选区无反对党挑战，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自动获得议席，其余82个议席都面临着反对党的挑战。

　　以往总有多个选区不能产生有效反对党候选人，相当大的原因在于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早年打压左翼政治势力、后又在选区划分上给反对党设置障碍。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虽然一直在60%到75%左右的区间内浮动，却长期控制90%以上的议席。

　　今年的大选中，反对党不再是点缀，而是对人民行动党议员提出了严肃挑战。比如反对党工人党秘书长与党主席、知名律师联手组成的团队，成功挑战现任外交部长、总理公署部长、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等人所在的选区，最终赢得史无前例的六席。

　　反对党候选人中，拥有前高级公务员、资深律师、银行家以及政府奖学金获得者等高学历人才。反对党候选人能力素质的提高和参选机会的加大，正说明了这个固化体制所产生的精英，也开始反思和挑战这个体制可能走向僵化、窒息社会的长期后果。

　　阿拉伯政权无制度

　　如果说李光耀执政31年留给新加坡的是一套严密的精英威权体制，阿拉伯世界的“强人政治”，在制度建设的考题上几乎交了白卷。

　　穆巴拉克、本·阿里、卡扎菲，以及也门总统萨利赫和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现任总统巴沙尔之父)，无一例外地出身军人。与至今仍为君主制的几个阿拉伯国家不同，这些共和国在上世纪上半叶从殖民和君主统治走向现代政治的过程中，惟一可以依靠的只有军队这支力量。因此国家领导人从军官中产生，也就在所难免。

　　但是，这些领导人一旦掌了权，就从未想过放下。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金石(Jack Goldstone)在《外交季刊》上的一篇文章总结这些有“阿拉伯特色”的专制政权：虽然可能也建立了国民议会、宪法等，但领导人通过安排亲信担任要职而凌驾于这些机制之上，往往还以国家面临外敌之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他们积累了大量个人财富，这使得他们有资本赏忠臣、伐异己；同时，他们试图牢牢控制国家军事力量，分割三军，培植警察和情报部门单独向自己报告。

　　这些阿拉伯独裁者以最大化个人权威为最高方针，为此，他们试图阻止任何能够脱离其权威而运行的机制的存在和生长，只有他们高压统治所需的国家机器——军队和情报安全部门，能够享受相当的权力。

　　而当这些独裁者希望子承父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制度化渠道来保证其合法性。要让继位顺利，需要做的不是证明他们的儿子最优秀，而是确保撑起权力的支柱——军队，对继承人的认可和忠诚。

　　传说中被穆巴拉克“钦点”为继承人的儿子贾迈勒，恰恰不是一个能在埃及军中服众的人物。从事金融业的贾迈勒从未参军，他代表的是主张经济自由化并对西方开放的埃及新贵资产阶级，他的掌权很可能会对掌握埃及大量经济资源的军队形成巨大冲击。

　　相比之下，几个阿拉伯共和制国家中惟一“传子”成功的叙利亚，则从正面印证了独裁政权与军队力量之间的相辅相成：哈菲兹原本想传位给巴沙尔的兄长巴瑟尔(Basil)，但后者于1994年死于车祸后，当时仍在伦敦学医的巴沙尔被召集回国，立即从军，1999年得以升任上尉。军人履历和磨练，保证了2000年老阿萨德死后他能够顺利继任。

　　对比新加坡与阿拉伯世界，二者都出现了权力在掌权者家族内部的延续，但前者好歹有一套精英体制包装，后者仍是混沌与纠结的权术争斗；前者还能允许体制内渐进变革，后者几无内部改革可能 。

　　政治断层带

　　若以新加坡与阿拉伯世界为参照系的两端，另几个国际政坛同位语的位置何在？

　　在古巴，接班人显然是年至耄耋之龄的卡斯特罗兄弟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今年4月的古共六大上，84岁的兄长菲德尔辞去了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之职，由79岁的现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接任。

　　而劳尔在该大会上提出，今后古巴的高级政治领导人，任期都不能超过两届、每届五年。他也表达了对古巴年轻一代领导人物“青黄不接”的担忧：“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候补人选。”

　　在近邻朝鲜，谁会是领袖金正日的接班人？没有一个制度能提供线索，直到金正日第三子金正恩去年突然成为朝鲜人民军大将和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时，这个问题才算有了答案。

　　古巴和朝鲜都将面临领导人代际转换。对照新加坡和阿拉伯世界，缺乏制度化的这两个国家显然更靠近后者。

[责任编辑：莫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