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渝含泪讲遭遇 举报西南证券后办公室被烧

　　举报人张明渝向本刊含泪讲述其遭遇，专家深度解析现实困局

　　实名举报，有多少隐痛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李妤航

　　2011年1月8日，是重庆市“两会”开幕第一天，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谁料当晚，却发生了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情况：重庆市人大代表、同创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创”)创始人、原董事长张明渝在国内知名论坛“天涯社区”发帖，实名举报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董事长翁振杰受贿涉黑。人大代表、实名举报、西南证券董事长、受贿涉黑，几个分量十足的关键词加在一起，很快便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引爆网络。与此同时，实名举报背后的隐痛和困局，也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交恶内幕

　　举报人张明渝的个人经历，可谓起伏跌宕。

　　1997年，29岁的张明渝创立了具有国家一级房地产开发资质的同创。在他的带领下，同创一路壮大，一度入选重庆房企50强，2007年位列第六；2008年，他以10亿元个人资产首次登上胡润富豪榜，排名第727位，此后又先后担任市政协委员、市青年联合会委员、市工商联常委等，2010年，当选市第三届人大代表。

　　被举报人翁振杰，是西南证券董事长、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信托”)首席执行官、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被称为重庆“金融大鳄”。他执掌的重庆信托，是中西部地区最大的信托公司，西南证券、三峡银行更是重庆金融界翘楚。

　　在题为《实名揭露重庆腐败官员翁振杰》的举报帖中，张明渝称：“重庆金融领域目前依然有黑恶势力操控，并对重庆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和恶劣影响，这个金融黑市的幕后黑老大就是重庆信托的翁振杰。”他写道，翁挪用数亿元公款，与包括重庆“黑老大”陈坤志、龚刚模、杨云等在内的黑社会团伙共同开设民间担保公司，开设高利贷业务，自己则成为背后金主。

　　据记者调查了解，举报信所列举问题，多源起于此前几年中，同创与重庆信托间的几笔信托融资业务。2004年前后，张明渝开始大手笔实施同创扩张战略，却苦于资金短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翁振杰，后者答应通过重庆信托介入解决同创融资问题。双方很快就达成一项金额1亿元的信托融资方案，并投入运作。

　　张明渝在举报帖中透露，合作过程中，翁振杰一直通过同创“过账”挪用公款。2007年3月14日，翁安排重庆信托向同创下属的重庆同城公司发放5400万元“教育信托之爱心助学”虚假贷款，由同创提供担保；2007年9月3日，又安排重庆信托向同创下属的重庆康永公司发放6000万元贷款，同样由同创提供担保。张明渝表示：“翁振杰通过同创‘过账’挪用公款数额远不止这些。”

　　2008年的金融风暴，使同创陷入严重资金困局。6月，翁振杰派人接管了同创及其下属公司的全部公章和财务章，实际控制了同创的全部经营和资金使用。张明渝说，他那时还不明就里，仍将翁振杰当做大哥，指望他能施以援手，解自己的燃眉之急。他在举报信中写道：“2009年1月，翁振杰让我去深圳逃债，说同创的事整个由他来处理。与此同时，他却趁我不在重庆之机，安排重庆信托给政府写报告，谎称‘张明渝出逃’，不知所终，欺骗市政府有关领导同意(由)重庆信托和北京一家公司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强行‘重组’同创。我于2009年3月回重庆，翁振杰及其同伙已霸占了整个同创。”

　　一回到重庆，张明渝便向当地有关部门递交报告，希望能获得救助，却未得到理想结果。2009年6月，重庆启动震动全国的打黑行动，翁振杰却未受到丝毫影响，甚至此后还获得“2009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

　　2011年1月11日，举报帖发出后第四天，张明渝在重庆“两会”分组讨论会上当众向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提出举报，并在会后递交了书面举报材料。12日晚，张明渝的办公室被烧毁，一天后，他发现有人伺机销毁同创集团2008年之前的所有财务资料。随后，相关消息上了各大网站的头条。

　　对话张明渝

　　一位与张明渝和翁振杰都很熟悉的人士向记者透露：“若不是被逼急了，张明渝不会拿出玉石俱焚的姿态叫板翁振杰，但最终谁胜谁负，谁对谁错，或许很难说清楚！”

　　1月17日下午，记者拨通翁振杰的手机。得知记者采访目的后，他说：“关于此事我不接受任何采访，作为回应，我只能说，‘纯属造谣’。”并迅速挂断电话。同天，张明渝的手机一直处于人工台转接状态。18日晚间，张明渝突然与记者联系，并答应接受记者专访。

　　19日，记者见到张明渝时，他略显疲惫。落座后，他拿出自己准备好的几页材料。

　　环球人物杂志：你为何选在重庆“两会”期间进行实名举报？

　　张明渝：实际上，我2009年就向中纪委举报过，只是未引起足够关注。平时，我们要见领导并不容易，选在这个时间点向重庆市领导进行举报，就是想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

　　环球人物杂志：从2009年举报至今，你遭到过打击报复吗？

　　张明渝：2009年7月，在我举报后两个月，中纪委发函重庆协助查办此事。第二周，同创的公司内部网站上就贴出公告称，董事会决定除去我执行总裁的职务，同时扣发了我每月5万元的收入。几天后，我收到两条短信，一条说：“张××(张明渝的儿子)，你是不要他的性命了！”另一条则说：“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休怪我没有预先告知。”我跟家里人说，要对小孩警惕一些。孩子的母亲很激动，几次哭着跟我说：“我不活都不要紧，只求小孩能活下来。”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孩子送到农村一个亲戚那里。

　　原本，我特别溺爱孩子。搬到农村后，他失落感很大，变得不爱说话，成绩也掉了下来。去年，我带他去上海看世博会，两个人住一间房，电视上从新闻播到农村节目，他都不换台，一两个小时，他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话也不说……我看着他，怎么都猜不透他在想什么。最后，他鞋也没脱，戴着眼镜就躺在床上睡着了。我当时非常伤心，但又怕他看见，就自己跑到洗手间，狠狠打自己的头……(张明渝几次停顿，眼睛微微泛红)举报的人啊……(深深叹气)。

　　环球人物杂志：这次举报后，你一度消失了，遇到了什么事情？

　　张明渝：事实上，今天上午，我专门到中纪委面递了举报信。之所以“失踪”，一方面是想给纪检机关查办的时间；另一方面，我自己压力也很大，家人和朋友都特别担心我，因为对方连纵火销毁证据这样极端的手段都使出来了。所以我想离开重庆避一避。

　　环球人物杂志：你现在还有收入吗？

　　张明渝：没有，只能靠亲戚朋友的救济生活。

　　环球人物杂志：这种状态持续多久了？

　　张明渝：从2009年7月份开始举报到现在。

　　环球人物杂志：后悔举报吗？

　　张明渝：这条路，的确走得很艰难，但我想了想，也不后悔。我相信，这个事情一旦被揭露，会对整顿金融秩序有所帮助。

　　环球人物杂志：你和翁振杰的交恶由来已久，很多人都认为你这次举报是出于个人恩怨。

　　张明渝：我是出于正义的目的才这样做。对我个人而言，就算通过举报将他(翁)绳之以法，损失也不能挽回。我想的是，将他的行为揭露出来，让更多人避免受害。更何况，我作为人大代表，就应该行使监督权，我很清楚自己的职责。

　　环球人物杂志：不掺杂一点私人因素？

　　张明渝：我也不是雷锋，但若真要为自己考虑，我想，保护我的孩子比举报带来的好处重要得多。我更希望的，是将翁振杰的手段和勾当揭露出来，不让更多的人受害。重庆在打黑后，已经是阳光下的城市，但阳光下也有黑点。既然我发现了，就要揭发出来。(谈话结束时，他的脸上，露出难得的轻松。)

　　敢于“舍得一身剐”

　　张明渝实名举报翁振杰一案，无疑是近年来影响最大的实名举报案例之一。

　　记者查阅资料后发现，我国最早出现的举报形式是匿名举报，时间则可回溯2000多年。公元前400年左右，战国著名改革家李悝制定的《法经》(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里记载了一种名为“蔽竹”的举报制度，即在隐匿的街道旁设置长约一尺的圆筒，上开3寸见方的小口，以便检举人将写有检举内容的竹简塞入筒内。类似的制度还有武则天时期的“铜匦(音同‘轨’)”。

　　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告诉记者：“匿名举报人不必使用真实姓名，也不用提供真实有效的联系方式。使用这种方式的举报人，大都因为害怕打击报复，或对举报内容可靠度没太大把握，也有极个别人意在诬告、陷害他人。实际操作中，因匿名举报的内容大多比较笼统，很多检举往往不了了之，政府因此开始鼓励实名举报。改革开放后，一些举报人开始在检举网站上进行举报，让实名举报的形式渐渐被公众所熟知。”

　　所谓实名举报，即举报人在举报材料中署本人真实姓名，并留下单位、住址、电话或其他有效联系方式，以书面、电话、口头或其他形式，向检察机关或有关部门提供国家工作人员或国有单位涉嫌贪污、受贿、渎职等属检察机关管辖的职务犯罪线索的举报形式。

　　林喆认为，实名举报有诸多优势：“首先，举报人一般都是知情人，甚至是关键知情人，线索也较具体，可查性强，查实率高；其次，纪检监察机关可直接同举报人取得联系，减少了中间环节，节省了时间和精力，降低了办案成本，还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和发现线索；其三，可及时向举报人反馈调查结果，有利于促进所举报问题的处理落实；第四，主体明确，便于纪检监察机关采取措施，防止和制止打击报复举报人行为的发生，保护举报人；最后，有利于对诬告和陷害他人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防止少数人利用举报捏造事实、陷害他人。”

　　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曾任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兼职研究员，一直致力于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研究。在接受采访时，他告诉记者，从举报指向来看，实名举报可分为向相关职能部门举报、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向媒体举报和通过网络举报几类，“网络举报已日渐成为主流方式”。

　　若以举报动机划分，实名举报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违法乱纪、贪污腐败或渎职受贿现象实在无法容忍，出于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举报。”65岁的检举勇士王汉林便是其中典型。他历时5年举报自己的顶头上司——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遭到疯狂打击报复。为躲避刘志祥的暗害，他连续5次搬家，并写下遗书——“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最终，刘志祥因故意伤害、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再如2005年“下跪副市长”李信遭实名举报落马一案。举报人李玉春原本与李信合开公司，公司运营过程中，她发现李信先后将几百万来路不明的资金汇入公司后又转走。在掌握了李信涉嫌利用公司“洗钱”的大量证据后，李玉春开始向山东省纪委、省公安厅等相关部门进行实名举报。其间，李信曾伙同党羽绑架、殴打李玉春，又许给她100万元“封口费”，甚至不惜向她下跪，李玉春却始终不为所动。2004年7月，李信终被山东省有关方面“双规”。

　　“另一类，是检举人因个人利益受到侵害，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的举报。张(明渝)举报翁(振杰)就属于这种情况。”何增科说。

　　类似的案例，还有发生在2010年底的宿州市计生委员会副主任刘晓辉因情妇举报落马案。2007年，刘晓辉在一次活动中，借着酒劲与年仅22岁的张燕发生性关系，并承诺会与妻子离婚。但相处两年后，张燕发现刘不但毫无离婚打算，甚至打算借机甩掉自己，这才着手举报。她在举报信中，详细介绍了自己与刘晓辉长达3年多的婚外情关系，列举了其受贿、贪污等数条罪状，并公布了刘的照片。目前，刘晓辉已被免除公职，并接受调查。

　　“虽然执法监察机关不会因举报动机的不同，在案件受理和查证上区别对待，但前一种举报无疑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只有全社会都树立起积极举报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才能真正刨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何增科说，反腐天网要靠全体公民集体编织，每个人都应在这张网上扯上一根线。

　　谁来保护中国“深喉”

　　在2008年的一次全国性“举报宣传周”活动中，广州市检察院透露：“每年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八成靠举报”。这一数据，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腐败案件(职务犯罪)线索70%由群众提供”基本一致。“真正能破的案子大都要靠实名举报，”林喆说，“可见，鼓励实名举报对打击贪腐、渎职、司法不公有着重大意义。”

　　然而，我国目前尚没有专门保护举报人的法律，对举报人保护的规定也只散见于各项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中。不得不引起正视的是，不少实名举报人总带着些许壮士断臂的悲壮。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每年，全国发生的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1200多件。

　　龚远明，四川省武胜县工商局党组书记，因持续不断地实名举报贪污腐败现象，被撤职下放，并收到匿名威胁，最终在家门口遭到3名歹徒的报复袭击，生命垂危；李文娟，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实名举报单位截留增值税等问题，举报信却到了被举报人手里，她丢了工作不算，还被诬陷以致刑事拘留和劳动教养；陈晓兰，上海某医院医生，实名举报多种假冒伪劣医疗器械，虽得到上级和法律的支持，却失去了医生岗位，还被同行骂为“叛徒”，无法正常退休，也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因为举报者往往是弱势的小人物，被举报者却常位高权重，掌握各种行政资源，一直被不断褒扬并号称受保护的实名举报，在现实面前实则显得疲软无力。

　　何增科告诉记者，相比较而言，一些西方国家早已建立了较完善的举报人保护体制，“保密”便是其中最关键的字眼。“如美国‘水门’事件中的关键线人‘深喉’，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下，一直无人知道其真实身份。直到2005年5月31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马克·费尔特在临终前才终于透露，自己正是‘深喉’。”

　　面对中国尚显“苍白无力”的实名举报制度，何增科认为，首先，应尽快立法，建立《举报人、证人保护条例》或类似法律法规，必要时，国家可不惜重金，为证人及亲属迁居、易容、改名换姓、重新安排工作甚至实施终身保护；其次，不仅要保护举报人，还要对依法查案的机关进行保护。何增科说，“只有走向法治，而非人治，才能撤除保护伞，抹平双方力量的差距，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也正是法律的基本理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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